陇上窑的千年美学——走进陇窑古镇系列报道之三

平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柳娜

华亭安口窑的炉火，已经安静地烧了上千年。

在平凉人的记忆深处，谁家不曾有过几件安口的陶瓷？这里诞生的陶瓷，一边散发着绝代风华，一边又在生活的细微之处，时时刻刻方便着我们的衣食住行，与我们朝夕相伴、相濡以沫。

陇窑古镇高镇村村貌

安口窑被称为“西北第一窑”，以独特的艺术语言，书写着中国陶瓷史上一段质朴而绚丽的篇章。它属于北方耀州窑、磁州窑系，是西北地区著名的民窑。这些融合了不同工艺、不同流派的瓷器，在华亭的历史时空中交相辉映，最终留下了“器”与“道”、“物”与“心”、“守正”与“出新”之间的平衡。这里的瓷器，源于华亭，却又不止于华亭。八方匠人来此交融共创，中华文明那股源源不断、奔涌向前的生命力，仿佛就藏在这些器物之中。

读懂安口，便读懂了中国陶瓷史的一段重要的历史。瓷器不是静止的、没有灵魂的旧物，而是一段被凝结的时光，以及山河灵韵与匠人匠心对话的“结晶”。它们诞生于华亭的山水与历史之间，却向着更遥远的时空，诉说着这里山水之灵秀，文化之深厚，意境之悠远……

宋元源流，技艺交融的朴素之美

中国陶瓷史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当先民将泥土烧制成可盛装食物与水的器皿，这标志着陶器的诞生。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早期陶器与栽培稻遗存，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例证。

随着工艺发展，陶器器形与装饰逐渐丰富。至东汉时期，选用高岭土等原料烧制、质地更为坚密的瓷器出现。由于陶瓷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其生产迅速传播，安徽、北京、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河北、江西、山西、浙江等水草丰茂、土壤肥沃的地区，都是著名的产地，形成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窑口。

宋代安口窑黑釉玉壶春瓶

宋代是陶瓷发展的一个高峰，北方名窑表现尤为突出。河南汝窑以天青釉著称，釉质温润。河南钧窑的铜红釉在烧制中产生“窑变”，形成色彩斑斓的效果。河北磁州窑则开创了白地黑花的装饰风格，将书画艺术与陶瓷结合。这些窑口的产品，在造型、釉色与装饰工艺上各具特色，代表了当时陶瓷技艺的卓越成就。在西北地区的华亭，安口窑也开始兴起，并吸收融合了磁州窑等窑系的技艺，为安口陶瓷发展注入了活力。

华亭地处陇山要道，这里能够孕育出绵延千年的陶瓷文化，实为天时地利所钟。这里有细腻的坩泥、温厚的陶土，与星点分布的石英砂，这是大地最朴素的馈赠。它们主要分布在安口、砚峡、策底、河西一带的丘陵间，为发展陶瓷业提供了理想的物质基础。

生命赖水以兴。汭河、黑河、汗河3大水系，穿行于华亭的山川。其中，汭河流程最长，达113.2公里，从容东去，最终汇入泾河。它们滋养着两岸的田畴与人家，也为陶瓷的淘洗、练泥注入了不竭的活力。

路通人和。丝绸之路的4条道路，皆从华亭腹地或周边通过。自长安沿渭水西行，再溯汧河而上，至华亭南端麻庵一带，3条道路翻越陇山；另有一条沿泾水而上，穿过北邻的平凉（今崆峒区），过萧关，越关山。道路纵横，连接的不仅是地域，更有技艺、思潮与文明，使安口成为中原、关中、西北等多方工艺与文化的交汇点。

金代安口窑白釉刻花牡丹纹瓷片标本

于是，安口窑的千年美学，在此生根。其源头可溯至宋金时期，彼时正是其美学奠基的重要阶段。考古已证实其创烧年代，当时产品以青釉、黑釉为主，釉色沉稳，胎体厚重，玻璃质感鲜明。装饰尤以刻花为特色，刀法朴拙而流畅，展现出民间艺术蓬勃的生命力。

2004年在安口镇杨家沟瓷窑址发现的金代白釉刻花瓷片、青釉刻花牡丹纹碗残器，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物证。白釉刻花瓷片胎体坚实，釉色温润，其核心工艺在于典型的“刻花”技法。匠人运刀如笔，在釉下坯体刻出花纹，构图舒展，线条流畅，形成白地黑彩般的视觉韵味。这正是河北磁州窑的典型语言。另一件青釉刻花牡丹纹碗残器，则展现出陕西耀州窑的风格。釉质莹润，刻花纹饰层次清晰，牡丹纹饱满而富有张力，刀法深峻利落，展现出耀州窑系特有的雕刻功力。

这两类瓷片同出于一地，生动说明，在宋金时期，安口窑并非封闭自守，而是同时受到磁州窑与耀州窑两大窑系的影响。在承袭主流技艺的同时，其釉色的微妙变化、胎土的独特质感，以及纹饰中隐约流露的疏朗气韵，已初显与本地原料、审美相融合的端倪，标志着安口窑在广泛吸收外来精华之后，自身艺术生命正在悄然萌芽。

北宋安口窑青釉瓷瓶

元代以后，安口窑迎来重要的融合与转化期。随着各地的交流日益频繁，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磁州窑系的工艺进一步传入，刻花等技术被本土工匠娴熟运用。这一时期生产更重实用，黑釉碗、罐造型敦实，釉色浑然一体，朴素中见温润。此外，铁锈花与灰青、暗青釉的青瓷也并行不衰。它们不求炫目，不事张扬，只是稳稳地扎根于生活，在泥土与火焰中，渐渐长成自己独有的样子。

品鉴这个时期的陶瓷，先是感慨于匠人们手艺的精巧，与想象力的丰富，又好像展开了一场自然之旅，那或青或黑或白的颜色，不就是我们这里的山水之色嘛。

器物静默，却将人间烟火细细收存。于是，在陇山深处的官道旁，在耕读传家的院落里，这些由本地泥土烧造出的青釉、黑釉碗钵，盛着粟饭与清茶，伴着三餐与四季，成为岁月里最温情的陪伴。

明清鼎盛，民俗意趣的生动表达

明代，平凉乡贤赵时春撰写《窑神记》，开篇即将制陶之本上溯至上古圣贤：“制火用以利民者燧人也，创陶器以便民者帝舜也，平水土以居民者神禹也。” 他追溯周秦陶政之渊源，强调“陶器古朴，实尊有虞氏之法，而用必资土水火”，为安口窑找到了悠远的文化谱系。赵时春的记述，标志着安口窑及其代表的造物传统，已进入士人书写的地方文明史视野。

明代是安口窑的黄金时代，“陇上窑”美名远扬。其美学风格在此时期趋于成熟，并深深打上了民俗文化的烙印。

明代安口窑黑釉如意头瓷鞋

在华亭市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只明代安口窑烧制的黑釉如意头瓷鞋，它被列为国家三级文物。这是一件情感信物，以瓷的永恒，承载着人世最凄美的送别。

这只瓷鞋长12公分，体型纤巧，做工精美。工匠巧妙施以半釉，鞋帮与纹饰罩以黑褐釉，鞋底则露胎无釉，釉色对比鲜明，形制宛若一只黑色缎面、白色厚底的绣花木鞋。其造型并非寻常样式，鞋头作如意云纹，典雅含蓄。在古代，“履”与“礼”谐音，而如意履又多与读书人相关联，因而这只瓷鞋很可能属于一位书生，它指向主人生前的身份与人生理想。

透过它，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明代家庭在离别之际，将对亲人“步步如意”的祈愿、对“知书守礼”人生的寄望，连同“事死如事生”的朴素信念，以及最绵长的思念一并安放在这里。

明代白釉褐字纹碗

“以文入器，以器载道。”明代安口窑制瓷技艺已臻大成，器型端正，胎质细腻，釉色莹润，呈现出如玉般的温润质感，与诗文意境可谓天然相合。其中一件白釉瓷碗堪称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碗心以褐彩清晰书有两行寄语：“遇贵人则饮酒，遇冬日则饮汤。”寥寥数字，却映照出中国人朴素的情怀和圆融通达的处世智慧。

从形制上看，此碗已由早期的直口、撇口演变为典雅的折沿式，腹部近乎垂直，下承平底圈足，线条洗练稳重。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在华亭市南新街供热管道改造时出土的明成化景德镇青花折沿白菜纹碗，与这件安口窑白釉碗在器型上高度相似。这种跨越窑口、地域的形制共通，既反映了明代日用瓷器的流行范式，也透露出安口窑与主流窑业间的密切交流。

当时，此类黑釉、白釉、黄釉碗及白釉折沿碟，都是畅销的生活用瓷。从碗、罐、盆、坛等构成的完整碗窑体系，更能看出其生产与日常需要的紧密关联。它们盛着待客的酒、御寒的汤，也盛着普通人家的寻常日子。

安口窑的美学始终不曾远离人间烟火，它以最朴素的方式融入生活，在每一次捧起与放下之间，完成着器物最本真、也最动人的使命。

清中后期至民国，安口窑迎来了其最具代表性的“土青花”时代。所谓“土”，正在于其胎质厚重，略显粗犷，且因使用本地钴料，青花发色多呈独特的黑蓝色。但这恰恰构成了其不可复制的个性魅力。

清中后期至民国，安口窑“土青花”系列

存放于华亭市博物馆的土青花蕉叶牡丹纹渣斗，造型饱满敦厚，线条圆熟流畅，通体施以灰白釉，釉面温润如玉。外壁以钻料绘就蕉叶与缠枝牡丹纹饰，笔意酣畅洒脱，是清代民间窑口瓷器中的杰出之作。渣斗，古时置于宴席之侧，用于盛装肉骨鱼刺，是古代精致饮食文化的见证。

还有一件打油诗三系瓶，是一件充满世俗情趣的珍品。瓶身造型稳重，肩部三系便于提携，是典型的民间日用器。腹部的留白处，写着一首民间俚诗：“三年连生三贵子，状元榜眼探花郎。”这短短十四字，让我们窥见了数百年前普通家庭最炽热的期盼。

在华亭市博物馆的藏品序列中，除了蕴含生活美学与科举理想的器物，还有一组更为鲜活生动的珍品，那就是两件清代戏剧人物瓶。它们是目前已知唯一在瓷器上记录并再现“华亭曲子戏” 演出场景的实物，其历史与艺术价值无可替代。

清代安口窑戏剧人物瓶

这两件瓷瓶造型端庄，以白釉为底，釉面光洁。瓶身绘有戏剧场景，笔法率真泼辣，色彩对比鲜明，充满浓郁的民间趣味。画面中，戏曲人物衣袂飘动，姿态生动，装扮与神情被画工以简练而传神的笔触捕捉下来，将一方舞台瞬间凝固定格于瓶身之上。

华亭曲子戏，兴盛于清代，是独具地方风韵的小戏，以题材贴近生活、表演生动诙谐、唱腔高亢激越而深受当地百姓喜爱。在过去，它活跃于乡间社火、庙会庆典之中，是普通民众最重要的精神娱乐。然而，历史上的戏曲演出转瞬即逝，鲜有直接的图像记录存世。

正因如此，这两件戏剧人物瓶的发现才显得弥足珍贵。它们是一份以立体实物形式保存的、关于华亭曲子戏早期形态的“视觉档案”。

独立展柜中陈列的安口窑青花吉居图瓷罐，是一件融诗、书、画于一体的“文字罐”，也是西北民窑精神气质的生动体现。

清代安口窑盘口花鸟瓶

罐身正面绘《吉居图》，一只雄鸡立于山石之上，昂首挺拔，神气十足，周围草木欣荣，气氛祥和。更珍贵的是罐身背面的墨书题诗：“忆及当年往浮梁，清夜小舟入昌江。徐风明月松竹影，举酒与客话故乡。”诗句记载了作者在1933年赴景德镇求学途中的经历。于清风明月、松竹掩映的昌江夜舟中，与友饮酒，共话乡情。这段私人记忆，让器物成为承载个人乡愁的情感载体。此罐整体虽不及景德镇官窑的严谨工丽，却正因其不拘一格的笔触、真挚饱满的情绪，深刻体现了安口窑作为西北民窑的独特审美，一种源自民间、充满野趣与生命张力的艺术风格。

安口瓷器，是由无数具体的、充满温度的个体生命体验与共同生活记忆所熔铸。它存在于每一次举碗相敬的人情往来中，回荡在地方小戏的高亢唱腔内，也流淌在游子于明月清风中吐露的乡愁上。

懂的人，自能从物中看到华夏文明的精神深处。

近现代创新，实用与工艺的平衡之美

进入民国，安口窑在时代洪流中开启了新的篇章。随着外来技工交流与新技术的传入，其美学面貌与产业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转变，展现出兼容并蓄的活力。

华亭市博物馆讲解员陈鸿艳这样形容安口窑的气质：“安口窑的独特在于它的‘接地气’。它不追求官窑的极致精美，而是融合南北技艺，服务百姓生活。”相较于南方瓷系的细腻、温婉，安口窑瓷器更显粗犷、敦厚，具有典型的西北风貌。尽管民国后也开始发展细瓷，但其真正走红市场的仍是质朴实用的粗瓷。“这一件件温润的器物，记录着数百年的审美流变与商贸往来，是一部‘活着的民俗史’。”陈鸿艳说道。

民国安口窑青花观音坐像

展柜中陈列的实物，生动诠释着这段历史。一件民国时期安口窑陶瓷职校学生烧制的紫砂山子摆件，印证了当地紫砂、砂器与瓷器并盛的物产格局，也揭示了新式教育对传统窑场创作视野的拓展。与之相映的，是一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烧制的“人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粉彩花鸟笔筒，成为记录集体记忆与爱国热忱的珍贵物证。同期一件青花粉彩菊花纹罐，则实现了釉下青花与釉上粉彩的巧妙结合，标志着安口窑在装饰工艺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技术融合。

如果说上述变化是渐进的演进，那么抗战时期的工业转型，则是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飞跃。

“七七事变”后，沿海工业区相继沦陷，大后方的电力、通讯与军事工业成为维系抗战的生命线。在此民族危亡之际，留德温步颐临危受命，联络各地有识之士于安口创办了华亭电瓷厂。这座在西北小镇崛起的工厂，迅速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电瓷生产基地，所产电话线路绝缘子、电报瓷瓶、电力闸刀等多达两百余种产品，成为构建和保障大后方通讯、电力与军工生产的“工业血脉”，被紧急输往前线与后方，默默支撑着战时的经济运转与命令传递。

这一转型，意味着安口窑从生产杯盘碗盏的传统民窑，毅然肩负起国家使命，转变为支撑现代国防与工业体系的战略节点。其产品美学也从生活意趣，转向严谨、规整、高效的工业功能。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瓷制零件，为民族的生存与胜利，贡献了一份坚实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安口窑步入公私合营，产品体系日趋丰富。上世纪八十年代，“飞天”商标正式启用，绘有敦煌飞天图案的标识成为崭新象征，白釉碗正是这一品牌的见证。窑场在日用瓷之外，也创制了大量工艺赏瓷，其中彩绘描金滴水观音曾作为国礼馈赠外宾。

上世纪70年代安口陶瓷厂生产的瓷器

众多作品中，“反弹琵琶”雕塑尤为突出。其体态灵动，衣纹流畅，彩绘绚丽，曾荣获甘肃省工艺美术百花奖。同期创作的神话人物、十二生肖储蓄罐等，色彩鲜活，神态生动，展现出安口窑在造型、彩绘与题材上的全面探索。

在日用瓷领域，安口窑也走向精雅。文房用具、茶具酒具成为创新重点，其中由杜如桐、边希平等老艺人绘制的盖碗，画工高超，设色淡雅，将文人意趣与民间技法完美相融。

从民国至二十世纪末，安口窑走过了一条从传统民窑到兼容现代工业，从实用粗瓷到工艺精瓷的多元发展之路。它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迭代，既保留了敦厚豪放的西北气韵，又融入了新的技术、审美与时代精神，最终在继承与创新中，塑造出一种雅俗共赏、独具生命力的地域陶瓷美学。

上世纪70年代安口电瓷厂的产品

因了陶瓷，安口这座陇窑古镇，便成了云梦之间的理想之境，自带一份山水隐逸的静气，器物也因此浸润得温润如玉。有多少人怀揣着理想从此地远行，又有多少人慕着这份气韵前来寻梦，找到了至死不悔的生命依托。“陶瓯盛月千年色，一捧清光可照尘”，越是慢下心性去触摸、去体味，便越能觉出那泥火交融的深长回甘。

这里的陶瓷不只是器物，它是我们与土地、山水和生活相连的证明。当我们凝视它，那份油然而生的安然与自在，正是精神与器物在刹那间合而为一。它朴拙、大气、美丽，我们用它饮茶、对坐、沉思，在触手可及的日常中，体味着它所承载的、穿越时间的浪漫与深情。

或许，安口陶瓷最动人之处，正在于此。它天然地与生活相依，与心灵默然相会，在每一次俯仰呼吸之间，完成着物与我、古与今的温柔对答。

、来源：平凉市融媒体中心